文章详情

当前位置 :主页 > 营销中心 >
其规模比都邮街大
* 来源 :http://www.19k19k.cn * 作者 : * 发表时间 : 2019-02-25 14:49 * 浏览 :

青年会迁到这里后,先后开设幼稚园、国民小学、少年图书馆、暑期学校、英文夜校、儿童夏令营、少年银行、无线电学校、国术班、舞蹈班,举办赈济(灾)会、讲演会、体育运动会、卫生运动会,开展以教育、科学、卫生、国耻为主要内容的图书、图片展览,放映“幻灯片”,开展抗日宣传和服务活动,恢复和主办“重庆红十字会”。

由于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张西曼是座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,抗战后期,九三前辈们有时选择在这里聚会座谈,讨论时局。据税西恒税老学生、原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委员孙恭顺介绍,他曾听税老回忆:“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……中午,西恒师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餐厅设宴招待(座谈会同仁)……褚辅成说:今天是九月三日,是日本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,为了纪念这个日子,是否取名九三座谈会,当时大家一致赞成。”1946年1月8号(《新华日报》1月9日消息),褚辅成、许德珩、税西恒、张西曼召集何鲁、刘及辰、潘菽、吴藻溪等20余人,召开九三座谈会,决定筹组九三学社。

1944年底,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西南发动进攻,兵锋直指贵州独山,陪都震动。据许老回忆,出于“对时局极感焦虑”,“梁希、潘菽、税西恒、黄国璋、张西曼、张雪岩、何鲁、涂长望等同志,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”。许老这时的家就是“雅园”。

以后虽然地点不同,但每次座谈大多要聚餐。据许进回忆,祖父曾讲,聚餐是学习上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的工作方法,他在许老家采用聚餐方式召集进步教授聚会,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。在特务横行的情况下,聚餐比聚会风险小一些,有特务闯入,一桌饭菜可作掩护。同时,重庆城区面积太大,大家居住分散,交通不便,活动一次,需要大半天时间,聚餐是免不了。

小院比较僻静。税西恒加入座谈会后,九三学社前辈的座谈有时改在这里。由于物质匮乏,作为水厂股东之一,税西恒经济相对宽裕,且水厂还有专门厨师、餐厅,所以他为座谈聚餐提供了必要条件。但这里不太宽敞,且邻居杂处,经常聚会也不太安全,抗战胜利后,座谈改在两路口新村5号。

水厂在蓄水池旁建有一幢木结构二层小楼,对外与周边环境合称“小院”,分配给水厂管理人员居住(一般员工另住鼓楼街)。小楼上下各住3家,每家占3、5个房间不等。税西恒侄儿税述之(早期九三学社社员,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时,是15人理监事之一,时任水厂技术人员)、外侄罗伯昌住二楼。税西恒在这里没有分房,借住二楼。

中苏文化协会1935年5月由张西曼、徐悲鸿、张仲钧(张西曼兄)和部分文化界人士在南京发起,于10月25日正式成立,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会长,蔡元培、于右任、陈立夫等为名誉会长,徐悲鸿、张冲等15人为理事,张西曼为常务理事。

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,是具有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,1844年由英国人乔治?威廉斯在伦敦创立,1885年从美国传入中国。1921年5月4日,中国基督教徒刘子如(重庆巨商、慈善家、爱国开明人士)、寥焕庭、连雅各,以及美以美会(属基督新教的卫斯理宗)医生马嘉礼、加拿大宁明道等人在重庆华美药房召开会议,筹备成立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,并租用陕西街万寿宫石阳馆为社址。1922年5月5日,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,刘子如任会长兼总干事。1934年,改由黄次咸接任。

据税鸿先回忆,两路口新村有6幢高级住宅,其中1幢由她父亲在抗战初期设计并建成,共三层,木石砖混结构。一楼4间房,有大客厅、大餐厅,二、三楼各3间房,每层有独立卫生间,进门是一个小花园,二层大阳台设石头柱,整体颇具欧陆风格。房子建成不久,墙体被日机炸出一个大洞,她就和母亲避乱成都,并在成都读书。房子租给荷兰驻华大使馆。使馆人多,便在房后建了一幢二层小楼。抗战胜利后,荷兰大使馆迁南京。她和父母迁回主楼居住,请了2个保姆、1个男工,住后楼。

而今解放碑所处的位置,就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驻地——“督邮街”,当时并不繁华,周围聚居达官贵胄。街较长,有上下之分,分段名小什字、龙王庙、靴子街、木牌坊、小梁子、会仙桥、都邮街、关帝街、鱼市街。1939年拓宽改造后,一半名民族路,一半名民权路。1941年12月20日,都邮街十字路口建起一座木质堡垒,名“精神堡垒”,以示全民抗日救亡之决心。以后木垒遭日机空袭损毁,但其已成为抗日之象征,其地成为市民集会之场所、陪都第一繁华大街。据著名记者、散文家程大千先生在《督邮街》一文中写道: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,东亚灯塔中的俱乐部,皮鞋的运动场,时装的展览会, 香水的流域,唇膏的吐纳地,领带的防线,衬衫的据点,绸缎呢绒之首府,参葺燕桂的不冻港,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,点心的大本营,黄金的“十字街头”……这就是督(笔者注:为都)邮街。

据杨钟岫回忆,座谈应在七星岗广东酒家的次数多一些。此酒家原为抗战初期来渝广东人经营,后来几经转手。其规模比都邮街大,分上下两层,下为堂座,上设雅座。在此座谈就餐,非常雅静。

据许德珩许老回忆,他与梁希等人“座谈时局,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。”

解放后,青年大厦作为重庆劳保厂厂房。上世纪80年代末期,青年大厦拆除,旧址建起德艺大厦。“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”建在离德艺大厦不到20米的人民公园内。

1933年,为扩大青年会的影响,刘子如自捐资金,同时,向社会人士募集,如刘湘、杨森、邓蟾秋认捐近3万元,建成青年大厦,内有图书馆、游泳池、健身房、演讲厅、球场、寄读宿舍、博文印字馆,电影院(即“民众电影院”)等设施。

在这里,作为常务理事的张西曼与先后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的王昆仑、屈武、刘仲容等人密切合作,利用该会办公点积极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,为进步人士活动提供方便,是中共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抗战的重要场所,周恩来、董必武,以及郭沫若、田汉、葛一虹、吴克坚、张申府、沈钧儒、张友渔、潘梓年等经常到这里开展、参加活动。1945年9月1日,毛泽东在周恩来、王若飞陪同下,应邀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大会,受到文化界及其他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。宋庆龄、冯玉祥、孙科、邵力子等数百人出席了大会。

重庆是九三学社的发祥地。雅园、中苏文化协会、重庆自来水厂、两路口新村5号、都邮街广东酒家、青年大厦……,一一见证了这一辉煌史实。九三前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地方座谈、开展活动,就此,笔者探询了许德珩许老之女许鹿希女士、之孙许进先生和抗战时期《新民报》记者杨钟岫等有关人士,并多方查阅资料,作了一些考证。

1937年12月1日,中苏文化协会迁重庆,著名民主人士、“民主之家”——特园主人、重庆面粉厂老板鲜英(号特生)借给该处房产作为办公点。该房是一座中西合壁的砖木结构建筑,分主房和偏房两部分。主房坐西向东,地基较高,有一楼一底。楼上设《中苏文化杂志》编辑部、会议室、秘书处、编译委员会等。楼下隔三大间,两间作展室,另一大间作图书馆。靠右边有两间房是协会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管理的儿童之家。左边用石头砌了台基,搭一竹木大棚,由一上海商人开了一家西餐店,供应简单西餐。偏房坐北向南,二楼一底。

重庆青年大厦是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办公地点,原址在重庆大梁子公园路(现新华路),毗连中央公园(现称人民公园,公园内建有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)。

1944年11月至1945年初,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、劳君展、税西恒、潘菽、黄国璋等有时到重庆青年大厦座谈,讨论时局,发表政见。1946年5月4日,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召开成立大会,到会50余人,公推褚辅成、许德珩、税西恒为主席团。大会发表了《九三学社缘起》、《成立宣言》和《对时局主张》等文件,选举产生了理事会、监事会。

说起都邮街,除了一些老重庆,现在很多重庆人都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但要说到解放碑,但凡到过重庆的人,都知道这是重庆最繁华之所在。

据谢立惠回忆:“由于谈的话题多与时局、政治有关,为了安全和方便,聚会地点有时也放到督邮街(作者注:应为都邮街)广东酒家……”据杨钟岫介绍,彼时,重庆有两家广东酒家,都邮街广东酒家在现在的八一路,七星岗广东酒家紧靠通远门老城墙,与中苏文化协会相隔不远。

解放初期,周恩来曾到都邮街广东酒家就餐。现这两处酒家旧建已不复存在。当然,座谈还有可能在其他酒店、酒家,但没有出现在九三前辈的回忆中。

由于青年会极富包容性,会所设施齐备、规模较大,青年大厦在重庆成为进步人士的活动场所、各种重要和大型会议的首选地。周恩来等多次到青年大厦开展活动,在其自备防空洞躲避空袭。冯玉祥、张之江等常住青年大厦,黄炎培、沈均儒等在青年大厦居住办公。董必武、陶行知、宋庆龄、史良、章乃器、张澜、罗隆基、冯友兰等社会名流到青年大厦参加集会,即兴演讲。1945年5月1日,青年大厦因举办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竞选,在国内更是名噪一时。1946年1月29日,“陪都青年联谊会”在青年大厦举行成立大会,中共代表团吴玉章和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、李公朴等,以及会员百余人到会。1945年12月16日,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后,总部设在青年大厦。

广东酒家是都邮街诸多餐馆中的一个。因为地处繁华,杂三教九流,九三前辈们在这里边吃边座谈,形同一般亲友朋辈聚会,不易引起外界特别注意。

除税家,其他5幢居住着包括宋庆龄在内的社会名流。各家以高墙隔开,平时大门紧闭。座谈聚餐都在税家一楼,非常安全、方便。

1945年,中苏文化协会复员南京。现旧址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,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机关营房一部分,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解放初期,税西恒与家人迁住重庆村,1957年迁小院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,小院、税宅拆迁改造,分别变身水厂职工宿舍和重庆太极大厦,留打枪坝水塔、相邻宋庆龄故居,现同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据潘菽回忆,九三前辈座谈地点有一段时间在“重庆市自来水公司。”税鸿先(税西恒女儿)也回忆,“座谈有时在自来水厂,但主要在我家里。”毫无疑问,这两个地点与税西恒都有关系。

1938年10月,日寇攻占武汉,许老一家迁重庆,租国府路一处房子,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(中统)副局长徐恩曾为邻。徐的老婆费侠是中共变节分子,虽没有加入中统,但为中统做事,是事实上的中统特务。她常常以串门为名,到许家打探情报。1940年9 月,日机轰炸重庆,这间房连中数弹,夷为大坑,书籍家什俱毁。许家遂暂住南开中学(位于现重庆沙坪坝区)一华侨老师处,10多天后迁居雅园。

孙恭顺回忆,他还曾听税老提起:“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,当日上午一早,座谈会的人士就去川康兴业公司聚会欢庆,到会共十一人。”川康兴业公司全称为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,成立于1942年3月,系官商合资企业。总公司设在重庆,地点距中苏文化协会不到一公里的枇杷山公园旁,靠长江边的现重庆文物考古所附近,在川康两省和全国部分重要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,税老时任公司技术室主任。现公司旧址已不复存在。

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在“精神堡垒”旧址建起碑塔,名“抗战胜利纪功碑”。1949年,重庆解放,更名为“人民解放纪念碑”。从此,解放碑扬名中外,成为今天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和商业步行街。

雅稚合一词,雅致、超凡脱俗之意。雅园原名“稚园”,改雅园,一说重庆本地人发zhi音不太顺口,便改称ya园;另一说是认识“稚”字的人不多,多数人误读为“雅”,以讹传讹,久而久之,虽然大门上写为“稚园”,但邻居,送邮件、送水的,以及小贩等,都称之为“雅园”。雅园位于重庆第七区下罗家湾、枣子岚垭(现属渝中区辖区),处半山腰、依山而建,出门要上坡或下坡500米左右才能到马路。房子为门板结构两层楼,是国民参政员、国民党重庆党部委员、四川人龙文治的房产,一半租给国民参政员、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广东人陈逸云。陈是独身,与母亲同住。作为二房东,她将房子一部分租给了许家。房子一层住龙家、陈家,二层为龙家、许家。许家四口(许老、劳君展、女鹿希、儿中明)住二楼前半部,面积共计30多平方米,用木板隔成前后两半,前面作书房,后面作卧室。厨房、厕所都在楼外。租金随物价上涨而涨,是当时许家一笔非常大的开支。抗战胜利后,1945年9月,许家迁住上清寺特园。1946年10月31日,许老携鹿希、中明迁北平,而劳君展则到九龙坡女子师范学院任院长。

1927年春,重庆商埠督办公署(1921年四川军阀刘湘设置)成立重庆自来水厂筹备处,设址打枪坝。打枪坝位于通远门附近,处城区制高点,上部平坦宽敞,清代曾设驻军炮台,官兵在此演练射击,故得此名。在筹备处,税西恒先后任工务组组长、总工程师,负责水厂施工建设。1932年2月28日,水厂建成并向城区供水。

许老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、进步民主人士,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,在当时社会各界,特别是文化科技教育界具有较大影响力。在大敌当前、国内政治走向不明了的情况下,一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,追求“民主与科学”理念的社会知识精英,很自然地汇聚在他的周围,组成了民主科学座谈会,在“雅园”共商国是。